通信产业是我国拥有全球标准话语权和技术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当前，正值通信产业代际转换的关键期，全球通信产业竞争焦点转向新一代通信网络标准以及围绕新标准的新应用场景。我国需要抓住这一窗口期，强化标准建设优势、规模部署优势和应用创新优势，推动通信产业实现持续领先。
我国通信产业优势亟待重构
通信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支撑。然而，在通信产业乃至数字经济发展面临阶段性重大转变的背景下，我国通信产业的既有优势也面临多方面挑战。
第一，我国通信产业的标准优势面临着代际转换挑战。通信产业具有鲜明的代际演进特征，特定企业乃至国家的技术和标准优势可能因代际转换而被彻底颠覆，当前移动通信和固定光纤网络的新一轮代际转换进程已启动。以移动通信而言，我国正是抓住了3G到4G、4G到5G的代际转换窗口期，才实现了“3G跟跑、4G并跑、5G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掌握全球近一半的5G标准必要专利（实施标准时无可替代的专利）是当前我国5G领先的最重要基础，但全球移动通信已经进入从5G向下一代移动通信发展的代际转换期。国际通信标准组织3GPP在2021年底确定5G-A为5G标准后续演进版本，在2024年上半年冻结了首个5G-A标准版本，预计将于2024年底启动6G场景与需求研究。这标志着5G—5G-A—6G的全球代际转换进程开始加速，我国5G产业既有的标准优势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代际转换挑战。
第二，我国通信基础设施的规模化部署优势面临结构性错配的挑战。我国通信基础设施整体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对照新阶段通信基础设施与工业生产设施等2B需求大规模融合部署的要求，还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在供给范围上，此前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遵循优先覆盖人口密集区域的“人口覆盖”原则，对工业生产密集区域的“经济覆盖”不足，难以适配工业数字应用对海量工业设施广泛连接的要求。在供给质量上，工业数字应用落地面临着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限制。一方面，工业互联网普及已开始受限于网络基础设施质量瓶颈。例如，只有将时延控制在1毫秒以内，5G全连接生产线才能应用于医药、化工等连续型生产的工厂，而我国5G网络还达不到这一要求。另一方面，算力与网络充分融合的算网基础设施是支撑智能化应用的关键设施，但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和算网融合基础设施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
第三，我国通信产业的应用生态优势面临数字经济重点发展场景转换的挑战。在全球数字经济生态中，我国以“基础设施+2C应用”见长，在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2C应用领域实现了局部领先。一方面，我国电信运营商高效落实通信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为2C应用的创新与普及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2C应用具有可规模化复制的特征，能够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快速扩张，从而使通信基础设施的赋能作用得以快速彰显。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改变数字经济底层技术体系，新兴数字应用爆发的预期重点从2C转向2B，而工业互联网等2B应用具有行业需求碎片化、多样化特征，发展其应用生态需要进行多样化探索，而非规模化复制。我国传统的“规模创造”型思路不适应2B应用发展需求，原始应用创新能力不足，造成通信网络设施在新的发展阶段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行业赋能作用。
多措并举推动通信产业持续领先
确保通信产业持续领先是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生态中掌握非对称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这要求我国紧抓当前通信产业代际转换窗口期，加快先进网络规模化商用，打造适应新阶段数字应用需求的通信网络设施和顶层治理体系，以领先构建的事实标准和更加繁荣的应用生态牵引我国通信产业持续领先。
第一，加快5G向5G-A、F5G向F5G-A转换的规模化商用步伐，强化我国通信基础设施的绝对领先地位，牵引下一代通信网络事实标准的领先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全球通信标准制定流程的核心，但各国标准话语权最终还是取决于其通信网络的事实影响力。以移动通信为例，作为5G到6G的过渡阶段，5G-A技术与应用创新将覆盖约70%的6G关键能力和应用场景，是6G标准的最重要源头。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9年的5G-A建设期是决定6G标准走向的关键窗口期。我国作为5G优势国家，应积极落实3GPP支持的5G—5G-A—6G演进节奏，率先实现5G-A网络的规模化商用，并利用5G-A网络的规模化部署机会加快技术优化，展示技术优势，拉动上游企业围绕我国主导技术进行专用性投资，促成我国主导技术成为5G-A事实标准并演进为6G全球标准。
第二，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战略从“人口覆盖”转向“经济覆盖”，构建一个供给范围和质量都精准适配新型工业化和2B应用需求的通信基础设施体系。一是应明确以“经济覆盖”为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从“有人有覆盖”向“有生产有覆盖”拓展，确保有2B应用需求的工业设施均能接入高质量通信基础网络。二是应推动网络基础设施高标准再领先，加快5G-A、F5G-A等下一代通信网络技术的研发和商用，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全面满足工业数字应用对数据安全、时延、带宽等的更高要求。三是应加速算网融合基础设施转型，加强跨部门协调合作，出台算网融合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强化各类设施建设标准的统一制定和协同，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优势向算网融合基础设施优势转变。
第三，强化顶层战略协同，打造协调有力的通信产业乃至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促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垂直产业应用创新“一盘棋”。一是要协同部署各行各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增量优先”的原则，明确新建住房、新建园区等的先进通信基础设施要求，如通过千兆园区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二是新型工业化、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等产业政策应注重协同5G-A、F5G-A等通信网络代际转换步调，积极支持基于通信新技术新标准的解决方案。三是协同开发开放关键应用场景，破解基于先进通信技术的行业垂直应用“试验难、落地难、扩散慢”的问题，促进应用创新与繁荣。
（作者江鸿、李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贺俊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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